甘斯离开黑格尔的距离，可以根据他将联合主义视为政治社会的“教导者”的程度来丈量。在法国自由主义者杰弗里和托克维尔的精神中，这一程度比在黑格尔的精神中更大，因为甘斯主张的是一种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更为直接的互动——准确地说是一种黑格尔煞费苦心地试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与国家间的调解来移除的互动。因此，甘斯将社会描述成一个开启了政治“教化过程”的未成年人，实际上是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别了黑格尔。根据社会的“见习期”已接近其终点的判断，他预测社会将很快成长，进而不再受制于普鲁士这样的“监护人”国家。[159]这样的预测，不仅使他成为了普鲁士国家一些官员眼中永远的嫌疑犯，而且让他与黑格尔的观点不再一致。毕竟，甘斯关于市民社会可以自我构建成为政治社会的信仰，让公共意见、一种对立的公共领域以及代理性的政府变得至关重要，而在任何情况下黑格尔都对这些事物深表怀疑。[160]甘斯坚信社会活动和联合会使市民生活产生出更加自由的形式，这支撑了他通过将更多的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城市而改革普鲁士法律准则的想法。[161]最后，同样的信仰使他抵制通过财产来投票，取而代之的是拥护满足纳税人这一最低要求的无限制的成年人投票权。[162]他认为，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启示中唯一可以捍卫的立场，它不可逆转地“将人提高到了市民的高度”[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