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能如外国游客、侨民那样，玩赏北京如玩赏一个大古董。文章的结语是：
的确，北京城是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有着它独特的生活的美的。这种“魅力”与“生活的美”，非但“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抹不去，连敌人的大炮和飞机又何尝抹得去呢？
呜呼——东方的马德里!和平的古城!
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小说里，王西彦写到这“灰色古城”在侵略势力笼盖下元宵节“欢乐的喧嚣”：“整个古城疯狂了一般，每个角落都浮动着人潮。”主人公反复慨叹着：“最要不得的是心的死亡……”
这通常也是知识者自觉被置于沙漠上四望寂然的时刻。他们周围睡意尚浓的驯良市民，是非有更结实的打击到来时才能被震醒的。
老舍在《离婚》里，在《猫城记》里，在《四世同堂》里关于北京文化的激切沉痛的批评并非空谷足音。虽然只有他，才这样不厌其烦不避重复地谈论“北平文化”，以至写在1932、1933年的《离婚》、《猫城记》中那些愤激之言像是此后事态的预言或警报。〔6〕批评集中在北京魅力所在的闲逸情调、优游态度、驯良神情上。因为在30年代初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中，闲逸足以令人委靡，优游意味着麻木，驯良则往往是一种奴性。
上述北京文化批判是“五四”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在老舍本人，那种以知识者为整个民族、历史承担责任以至于“受过”的沉重意识，又有其更特殊的心理背景。〔7〕《离婚》、《四世同堂》借诸人物对北京文化的反复批判中，有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悲剧及其责任的思考。当着“北京文化”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在特定语境特定语义上使用时，老舍没有余暇像当代知识分子这样从容地辨析这文化本身的优长与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