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同文馆的教习学生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之所以尤为引人瞩目，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与洋人的紧密关系，使得他们在庚子国变期间的劫掠行为无所顾忌，并因而显得特别猖狂。华人翻译尚且如此，洋人则何须多言！华人翻译在庚子国变期间的“恶名昭著”[90]，恰好证明了洋兵等西方人的劫掠行为是联军破城之初北京城变为抢劫天堂的罪魁祸首。
第二节 京官的日常生活
陶孟和在给华学澜的《辛丑日记》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自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的日记，真切地暴露了当时典型的京官生活。职责重要的官吏每日生活常较紧张，如《翁同龢日记》所表示的。至于一般的京官，不过是按着同乡、同衙门或同年而此一组彼一组地常相往还而已。就是学者恐也不能外此，越缦堂日记关于在北京的记载便是一例。”[91]京官们的这种日常生活状态使得他们在庚子国变中形成不同的群体，各行其是。同时，京官们的日常生活开销主要依赖于朝廷俸禄与各省印结银，而两宫西狩之后，京官们曾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无俸可领，也无印结银可分，可谓完全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极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