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德过了几个月，1946年4月，就是我们刚结婚不久，赵毅敏就通知我去东北，并告诉我，路上有一段路有土匪，我也不管那些。大概是4月里，徐一新（后来曾做过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带队，走到通辽就紧张了，在榆树林子就碰到土匪了，有一股内蒙古骑匪扇子面形包围我们的汽车，徐一新指挥准备反击。正在紧要关头，汽车坏了，跑着跑着不走了。人都从车上跳下来，嘿，我们这一行动，搞得土匪的马队不知怎么回事，不追了，他们也停下来了。离老远就看见一个人在野地里横着走，走几步，就蹲着看一会儿，再走几步，骑兵停在那里不动，可能看到我们汽车上有机枪，共有百十来条枪。他们看了一会儿，不敢前进，马队自己就走掉了。那天，我们的汽车在沙坨子走了一天，没碰到一个人，也没见到一个村庄。到郑家屯之前，有几个穿军装持枪的人，叫汽车站住检查，车上下去几个带枪的小伙子，他们见状不好，就软下来了，说几句话就走了。他们是当地政权的武装，因为事先没有能够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人。到了郑家屯，找房子时，碰到“西战团”的郎宗敏，她是位女同志，她帮我们找房子。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碰上一个军队上的头头，很厉害。我们在吃饭时，他看王昭穿老百姓的衣服，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说是从延安来的，不信就到司令部去问，这才不再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