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对阎锡山派去赴日考察的邱仰浚等说：“只要阎锡山永远和日本亲善友好，日本今后对他仍然尽力支持，给予应有的帮助。”
正是由于阎锡山与日本的这些关系，他在全国政界被公认为亲日派。他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说：
“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
然而，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这种情况即起了变化。
从1935年始，日本紧锣密鼓地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把包括山西、绥远的华北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再制造一个满洲国的翻版，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加紧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大肆倾销他国的廉价商品，掠夺原料、燃料及市场。而阎锡山在1932年东山再起后，为了表示自己不再与蒋介石争天下之意，便全力能赴埋头发展自己的官僚资本。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便建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这些新兴工业急需有广大的市场来支持，然而它即迎头遇到了凶猛的日货倾销，使阎锡山发展官僚资本、建立新兴工业、扭转山西不景气经济的美梦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