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深以为然,认为:“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作为“金士巨擘”之一的赵秉文,还对《贞观政要》作了节要和评论,撰成《贞观政要申鉴》一书献给皇帝。其序文强调“特于鉴戒申重而已”。可见《贞观政要》的影响已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更超过辽、金二朝。《元史·仁宗纪一》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此后,元朝皇帝多命讲官进讲此书,被誉为“天下士”的著名学者吴澄即曾进讲过《贞观政要》。鉴于《贞观政要》在流传过程中时有传写谬误,故元惠帝时士人戈直荟萃诸家版本,“参互考订”,为之作注,并采辑唐、宋以下有关评论附于书后,刊刻行世,事在至顺四年(1333年)。它除了有戈直的序文外,还有吴澄序和郭思贞序,成为《贞观政要》流传中的一个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