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派出所没两天，赵振金就收到了两份饭店开业庆典的请帖。他将两份请帖收进抽屉，参加庆典的事再也不提。等到请帖攒到50多份时，再也没人敢给他送请帖了。有的酒店或者工厂老板想借着开业的机会，和派出所套近乎，送送“红包”表示一点意思。面对在某些人看来合情合理的“红包”，老赵一看就来气，他对民警说：“收了不干净的钱物，等于自己在自己身上注了一剂毒针。”20年来，赵振金没参加过一次应酬，平时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家，他说作为所长交际太多对洁身自好和公正执法不利。
妻子徐玉兰给记者回忆说，有一次晚饭后正收拾东西，听见敲门声就去开门，一位中年妇女进门后突然长跪在地，哭着求老赵放了被他拘押的儿子，并掏出一大叠钱。作为妻子，她深深知道老赵的脾气秉性；作为一位母亲，徐玉兰又实在不忍心看另一位母亲为儿子跪求自己的丈夫，她默默地躲到厨房去。老赵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钱收下。可这名妇女前脚刚走到楼下，老赵就让妻子喊这名妇女，把钱装在一个袋里从窗口扔给了她，她也只好捡起钱走了。
有一次鲇鱼湾村一位村干部于某的两个外甥先后因为毁坏公共财物和殴打他人被抓了起来。于某便找到当地一位头面人物找赵振金说情：“老赵，你可别忘本啊，谁在你们派出所资金严重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慷慨支持？还不是老于吗？照顾一下算了。”赵振金犯难了。的确，在赵振金刚到新港之初，鲇鱼湾村为派出所建设解决了很多的困难，对派出所确实有恩，而有恩必报是做人的本质。然而，老赵最终没有“照顾”，因为在他看来，他做不到拿原则去报“恩”。